對話呂忠梅：民法典（草案）對生產生活有哪些“綠色約束”

　　正在召開的十三屆全國人大三次會議，一個重磅議題就是審議《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典（草案）》（下稱《民法典（草案）》）。

　　這部新中國首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是幾代法學家的夙愿。自2015年編纂工作啟動以來，一直受到全社會熱切關注。

　　全國政協常委、社會和法制委員會駐會副主任呂忠梅今天（26日）在接受第一財經記者專訪時表示，民法典作為“社會經濟生活百科全書”，不僅是有效提升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重要法治工具，也回應生態環境問題對經濟社會生活帶來的巨大挑戰。

　　第一財經：在綠色發展方面，《民法典（草案）》是如何體現的，為什么要確立這樣的原則？

　　呂忠梅：中國的民法典將是世界首創的綠色民法典，將引領垂范全球生態文明建設。世界上的民法典誕生于“風車水磨”時代，曾分別引領不同時代風騷的法國民法典、德國民法典，對環保著墨甚少。在當今人類邁向生態文明時代的進程中，中國民法典無論綠色原則的創制，還是“綠色條款”的體系化設計，都是真正世界首創的“中國方案”，具有引領全球治理體系的重大意義。

　　提請審議的《民法典（草案）》在保持市民社會一般私法的基本屬性基礎上，用了18個條文專門規定“綠色原則”、確立“綠色制度”、銜接“綠色訴訟”，形成了系統完備的“綠色條款”體系，為用“最嚴格的制度、最嚴密的法治保護生態環境”提供民法制度保障。

　　第一財經：《民法典（草案）》具體有哪些“綠色原則”，這些原則有哪些創新之處？

　　呂忠梅：《民法典（草案）》確立綠色原則，為民事活動規定普遍限制，“堅持人與自然和諧共生”。《民法典（草案）》第9條通過將“有利于節約資源、保護生態環境”確立為從事民事活動必須遵循的基本義務，為傳統民事主體的“理性人”增加了一層“生態人”色彩，也體現了生態有價、損害擔責的現代環境價值觀。

　　全國政協常委、社會和法制委員會駐會副主任呂忠梅在全國兩會上

　　另外，《民法典（草案）》也對生產生活施加普遍環保約束，保障“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民法典（草案）》第326條和第346條把遵守環保要求和用途管制作為合法行使用益物權、設立建設用地使用權的邊界范圍和前提條件，第509條第3款把“避免浪費資源、污染環境和破壞生態”作為合同正當履行所需承擔的基本義務，有助于“加快形成節約資源和保護環境的”生產方式。

　　第293條對建造建筑物不得違反“通風、采光和日照”相關標準。第294條對不動產權利人棄置廢物、排放污染物不得違反國家規定的要求，進一步將環保約束擴展到生活層面。這些規定對于“把經濟活動、人的行為限制在自然資源和生態環境能夠承受的限度內，給自然生態留下休養生息的時間和空間”都具有積極意義。

　　第一財經：《民法典（草案）》對優質生態產品的充分供給和公平分配的角度，作了制度安排。生態產品的價值實現，恰恰是目前廣受各界關注的。

　　呂忠梅：是的。《民法典（草案）》明確，重要環境要素公有，分層保護環境權益，實現“良好生態環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民法典（草案）》確認并擴展憲法有關國有資源的范圍，把重要環境要素納入國有資源范疇，為從全民利益、公眾需要角度分配、管理和保護這些重要資源奠定權屬根基。

　　《民法典（草案）》第325條規定，自然資源“有償使用”原則，為體現資源價值、保證利用效率、實現惠益共享提供機制保障。第1235條規定生態環境損害賠償責任，為把生態環境維持在良好狀態，確保生態產品供給施加了保險。在公民個體性和集體性環境權益的確認和保障方面，第274條有關小區綠地共有的規定。第286條對“任意棄置垃圾、排放污染物或者噪聲、違反規定飼養動物”的物權救濟，以及相鄰關系條款，都作出了具體而明確的安排，體現“環境就是民生”的鮮明導向。

　　第一財經：對于污染和損害生態環境的行為，《民法典（草案）》有沒有加大處罰力度？

　　呂忠梅：《民法典（草案）》明確，統籌民事法律規范和環境法律規范，協力保護“山水林田湖草”生命共同體。

　　《民法典（草案）》第328條規定的海域使用權，第329條規定的探礦權、采礦權、取水權和使用水域、灘涂從事養殖、捕撈的權利，為環境保護法運用物權方式保護生態環境資源提供了依據。《民法典（草案）》第990條規定的“自然人享有基于人身自由、人格尊嚴產生的其他人格權益”，為保護公民環境權益提供了基礎。第1234條規定國家機關或者法律規定的組織的生態環境修復請求權，為環境法上的公益訴訟制度、生態環境損害賠償訴訟制度提供了實體法依據，為民法與環境法的協調與溝通創造了良好的制度基礎。

　　《民法典（草案）》對污染和損害生態環境的行為全面約束，嚴厲追責，“用最嚴格制度最嚴密法治保護生態環境”。《民法典（草案）》專章規定了“環境污染和生態破壞責任”，擴展了環境民事權益的保護范圍。第1232條規定懲罰性賠償、第1235條生態環境損害賠償的責任人規定了多項費用，極大加重了惡意違法者應承擔的民事責任，具有提高違法成本的明確導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