環保法應定位為環保基本法律
□環境保護法修改
法制網訊 記者陳麗平 前不久在北京舉行的十一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二十八次會議首次審議了環境保護法修正案草案。一些常委委員提出,應將環境保護法定位為我國環保領域的基本法律。
鄒萍委員會前曾到有關部門座談,了解對修改環保法的意見和建議。鄒萍委員認為,在總體定位上,應該使環境保護法成為我國環境保護的基本法,從而實現將可持續發展這一國家發展戰略以法律形式加以明確的目的。
鄒萍委員說,根據國外立法經驗,只有環境保護基本法才能將可持續發展戰略進行宣示,同時也只有環境保護基本法才能規定國家的環境管理責任和公民的基本環境權利,才能確定環境保護法律法規與民法、刑法、行政法等其他法律關系的原則。
鄒萍委員建議,在實體內容的修改和設置上,應當遵循“污染防治與生態保護建設并重”的原則,符合環境保護實踐中預防管制、整改和救濟的邏輯順序,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一是環境保護法的立法目的應包含“實現可持續發展”、“建設環境友好型社會”和“以人為本、執政為民”三個方面；二是明確各級政府環境保護的責任,確立經濟、社會、環境協調發展的綜合決策制度,對各有關主管部門涉及環境保護方面的職責作出具體規定；三是在自然資源、生態環境保護方面,明確保護優先開發有序的原則,設立生態補償機制,增強各項規范的實用性和可操作性；四是防治環境污染和其他公害方面應包括清潔生產、循環經濟、排污申報、排污許可、排污交易、總量控制和達標排放、排污收費、污染事故、污染轉移、環境稅等內容；五是提出和明確環境權屬概念,確立環境公益訴訟的制度,設置公民環境生存權,完善環境權益民事訴訟制度,強化環境保護公眾參與的機制；六是作為環境保護基本法應該有一定的穩定性,調整的對象和范疇應具有廣泛性。對目前無法具體規定但將來條件成熟時可能需要補充的,應該作原則性規定,或設置啟動程序,同樣對各地通過地方立法以解決當地的特殊環境問題和強化環境監督、管理等方面予以充分考慮；七是建議修改后的名稱為環境保護基本法。
王佐書委員指出,迄今為止,我國環保領域已經有水污染防治法、大氣污染防治法、固體廢物污染防治法、環境噪聲污染防治法、放射性污染防治法等10部與污染防治相關的專項法律。法律之間應當協調互助,才能有利于貫徹執行,有利于治理國家。環保法修正案草案在基本定位方面和處理環境與發展的關系上,多為倡導性表述,一般性口號多,可操作措施少,規范性不強；在處理該法與其他各專項環保法律的關系上,定位不清晰,層次不夠高,一些具體規定過于瑣碎。
王佐書委員也建議,將環境保護法定位為環保領域的基本法律,主要規定國家在環境保護方面的基本方針和基本政策、基本導向、基本要求,使其統領環保領域的各部法律。
楊邦杰委員提出——
進一步增強環保法的可操作性
近日在十一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二十八次會議上分組審議環境保護法修正案草案時,楊邦杰委員提出,要努力增強本法的可操作性。
楊邦杰委員說,修正案草案很多條款都是號召性的。如,草案規定,重點區的污染防治問題由地方人民政府協商解決。實踐中,這種協商難度比較大,困難比較多。再如,草案規定,各級人民政府及其農業等有關部門應指導農業生產科學種植、養殖、合理使用肥料、農藥以及處置農業廢棄物。這些沒有定量的、明確的規定,執行時難度很大。草案類似這樣的號召性內容很多。解決的辦法是,草案可先列一些比較好操作的辦法,如果涉及的內容太多,可以把這部法律變為一部管大事、不管小事的法律,然后再制定具體的落實辦法。
蔡素玉代表建議——
應建立環境污染責任保險制度
近日在十一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二十八次會議上分組審議環境保護法修正案草案時,全國人大代表蔡素玉建議,應把環境污染責任保險寫入草案中。
蔡素玉代表認為,環境污染責任保險是一個多贏的做法,既可以減少政府部門的財政負擔,也可以減輕企業的負擔,甚至保險機構也多了一些生意,各方面都是多贏的。
溫孚江委員建議——
科研產生的有害物質統一回收
近日在十一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二十八次會議上分組審議環境保護法修正案草案時,溫孚江委員認為,應重視科技研究和教學工作等活動所產生的有害物質的排放問題。
溫孚江委員說,科研單位、高等院校等因科技研究和教學等活動產生的有害物質量越來越大,最重要的是有放射性元素,還有一些有機溶劑。建議本法增加規定:科技研究和教學等活動所產生的有害物質應該由政府統一回收、統一處理。具體辦法由國務院制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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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3年以來我國發生近3萬起突發環境事件
隨著社會經濟的不斷發展,我國所面臨的環境風險正在逐步加大,突發環境事件進入高發期,造成了巨大的生態破壞和經濟損失,嚴重威脅人民群眾生命財產安全和身體健康。自1993年有環境統計數據以來,我國已發生近3萬起突發環境事件,其中重、特大突發環境事件1000多起,突發環境事件已成為影響社會和諧穩定的重要問題。尤其是2005年的松花江重大環境污染事件,不僅給吉林、黑龍江沿岸的居民生活造成了重大影響,還造成了很大的負面國際影響。
現行環境保護法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還沒有形成比較系統的環境事故應急管理體系,有很大的局限性:一是規定過于原則,缺乏可操作性。目前,我國環境應急管理工作的法律基礎仍十分薄弱,尚未形成規范完整的法律法規制度,嚴重制約環境應急管理工作的發展；二是企業的環境風險意識缺失,法律責任不到位。當前我國“企業出事,政府處置,群眾受害”的情況依然普遍存在。部分生產經營單位未能履行參與突發環境事件應對工作的法律義務,影響了處置工作,最終造成事態擴大；三是政府責任缺失。環境應急事故事關重大,尤其是在事故處理及善后的過程中,政府的作用巨大。如果政府沒有完備的環境事故應急管理體系和預案,企業也不會對環境風險加大投入,環境風險就會升高。陳麗平輯
來源: 法制網——法制日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