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地出臺規范約束公務員工作外行為

政府官員不同于普通百姓,他們的手中握有人民賦予的公共權力,如果他們的道德品性低下,做有悖于公共利益之事,其權力行為所帶來的負面社會效應將嚴重地損害政府的道德形象。而相反,如果官員能在道德建設中起到表率作用,其示范效應也極其之大。

法制網記者范傳貴

公務員在社會生活中的道德行為底線是否應高于普通群眾?近期發生的多個新聞事件,讓關于“官德”標準的討論再次出現。

2月13日,福建省漳浦縣一名公職人員被單位撤職處分,原因是有網友在新浪微博爆料,該名公職人員與一女子未婚生子,并拋棄這名女子,欲迎娶另一家世較好的女子,結果產生婚戀糾紛。

無獨有偶。在該事件發生前數日,遼寧省沈陽市大東區出臺了一個“公務員行為規范”,對公務員的行為要求延伸到工作時間以外,要求“不得存在婚外情”、“不得觀看黃色影視”等。

對此,這份“規范”的起草方表示,之所以這樣要求是因為他們認為,公務員在社會生活中的道德行為底線也應高于普通群眾。此說法一出即引來社會廣泛討論。

相關專家在接受《法制日報》記者采訪時表示,這樣的規定并不是將公務員特殊化,“官德”不僅直接影響政府的公信力,而且直接或間接影響政府績效。作為社會精英人群,公務員的道德水平會起到很強的示范作用,理應有更高的要求。

公務員“不準看黃片”遭調侃

一共3197個字的《大東區公務員行為規范》,制定時花了兩年時間,前后修改近20遍。

在接受媒體采訪時,該規范的起草人、沈陽市大東區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局黨委張書記強調了其嚴謹性:“必須每一條、每一句話、每個詞兒仔細論證、研究、推敲,有點像立法,相當嚴謹、嚴肅。”

正是這個“嚴謹、嚴肅”的文件,一公布即引來網友們帶著戲謔的質疑——“沈陽大東區規定公務員不準看黃片”。

這一質疑源于該規定中對公務員8小時工作外行為的規范。

《法制日報》記者查閱發現,《大東區公務員行為規范》中對公務員工作外的要求包括:不得家暴或虐待家人、不贍養或撫養家人；不得存在婚外情；不得觀看、收藏、傳播黃色影視和書刊；不得罔顧群眾安危,不見義勇為；不得賭博；不得抵制社會公益活動；不得破壞生態環境；不得在公共場所酗酒；不得違反社區管理規定……

這部分內容遭到部分網友質疑,但恰恰被張書記視為整個規定的亮點。

“當前也確實出現了一些公務員在這些問題上犯錯誤的事件,讓群眾深惡痛絕,對公務員的形象影響很大,需要有這樣一個規范進行約束。”張書記解釋道。

事實上,沈陽市大東區并不是第一個對公務員工作外行為進行約束的地方。2011年4月,江蘇省南通市就曾出臺《公務員思想道德和社會誠信行為規范》,對公務員職務之外的生活進行了詳細約束。

南通市人事部門稱,他們觀察發現,在績效評估、機關作風考核等制度的嚴格約束下,公務員在單位的8小時之內,大都能勤勉敬業、表現尚佳,但下班離開機關后,一些公務員的表現則不盡如人意,言行舉止甚至不如普通群眾。

負責起草該規范的南通官員對媒體表示,即使離開崗位、處于職務之外,公務員的個人行為也不能等同于一般人,“公務員是黨和政府路線方針的執行者,反映的是黨和政府的形象,在社會生活中的道德和行為底線,理所當然要高于普通百姓”。

“官德”理應有更高要求

復旦大學國際關系與公共事務學院教授李春成曾對“官德”有過專門研究。他認為,“官德”不僅直接影響政府的公信力,而且直接或間接影響政府績效。

“中國向來有官文化的傳統,自古以來都有‘吏為人師’的說法,作為社會精英人群,公務員的道德水平理應起到典范作用,對社會道德水平產生示范性。”李春成認為。

據他介紹,建國以來,黨和政府一直非常重視“官德”建設。進入21世紀后,不少地方黨委和政府紛紛出臺政策,將德行考察列為領導干部選拔任用和考核的重要指標,內容和舉措紛繁多樣。

《法制日報》記者留意到,在去年中央下發的多項規定中,也有部分指向官員的工作外個人行為。

去年12月19日,中辦、國辦下發了《關于黨員干部帶頭推動殯葬改革的意見》,要求黨員干部帶頭文明節儉辦喪事,帶頭火葬和生態安葬,帶頭文明低碳祭掃,除國家另有規定外,黨員、干部去世后一般不成立治喪機構,不召開追悼會。

10天后,國務院辦公廳又下發《關于領導干部帶頭在公共場所禁煙有關事項的通知》,要求領導干部在公共場所要帶頭遵守禁煙規定,并要求“要把各級黨政機關建成無煙機關”。

“比如吸煙,看似個人行為,但領導干部如果在主席臺上吸著煙,不僅影響別人的健康,對黨的作風和形象更是一種損害。”中央黨校教授謝春濤認為。

國家行政學院教授竹立家也持相同的觀點,在接受《法制日報》記者采訪時他表示,中央發文對領導干部個人行為作出規范,對全國示范作用十分明顯。

中國倫理學會秘書長、中國社會科學院哲學研究所研究員孫春晨在此前接受《法制日報》記者采訪時也表示,解決道德問題,尤其需要官員和處于有權崗位的人員起到示范作用。

“政府官員不同于普通百姓,他們的手中握有人民賦予的公共權力,如果他們的道德品性低下,做有悖于公共利益之事,其權力行為所帶來的負面社會效應將嚴重地損害政府的道德形象。”孫春晨說,“而相反,如果官員能在道德建設中起到表率作用,其示范效應也極其之大。”

為公務員建立道德檔案

對于此類道德規范,一個十分普遍的質疑是,要如何執行?如何監督?

李春成坦言,這種擔憂的確存在:“要真正考核起來成本可能會很高。”

他認為,目前一些“道德規范”大多對公務員的某一個具體行為作出了規范,這些具體規范更適合作為倡導性的建議,而不適合當做具體考核標準。

“我們不應拘泥于公務員的某個具體行為或表面言行,比如一個公務員他有一次救了落水兒童,我們不能簡單評判這個人道德品行十分良好；也不能因為他的一些言語就作出判斷,而應該綜合考察、反復印證,這樣才能真正看出一個公務員的道德品行。”李春成說。

他認為,公務員的內在德行需要較長時間的觀察,只有經得起時間檢驗的道德言行才能合理地推導出其道德品行。他據此建議,應該為公務員建立德行檔案,檔案不僅可以記錄公務員較長一段時間內的德行表現,并據此合理地推斷其道德品行,而且理性地看,具有較差的品行記錄的人,較之那些具有較好聲譽或沒有任何歷史污點的人,更有可能選擇違背道德準則行事。

除了提出具體建議外,李春成還向《法制日報》記者強調,規范公務員道德切忌“避重就輕”。公務員的德行考察內容,重心還是應該放在其與公共權力和公共服務有關的公共道德品行(如忠于國家、服務人民、恪盡職守、公正廉潔)上,私人道德品行和社會生活品行應放在其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