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成左右環保法規未得到遵守近40年來先后制定法律法規120余部立法速度居各部門法之首

　近40年來，我國先后制定了《環境保護法》、《海洋環境保護法》、《水污染防治法》等環境保護方面的法律30余部，再加上《排污費征收使用管理條例》、《建設項目環境保護管理條例》等90余部行政法規，我國的環保法律法規多達120余部。環境立法速度居各部門法之首。

　　但是法律法規的執行情況卻不盡如人意。現任國家環境咨詢委員會委員、最高人民法院中國應用法學研究所所長的孫佑海近日在第三屆環境司法論壇上表示，符合環境法律法規要求的行為只占到30%左右，有70%左右的環境法律法規沒有得到遵守。

　　孫佑海認為，個中原因，既有輕視環境法治作用的問題，也有環境立法不夠科學的問題。

　　環境立法速度居各部門法之首

　　1989年12月，第七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11次會議通過了《環境保護法》孫佑海說，它標志著我國環境法治建設走向成熟。

　　孫佑海表示，此后40年來，我國先后制定了《環境保護法》、《海洋環境保護法》、《水污染防治法》、《大氣污染防治法》、《環境影響評價法》、《固體廢物污染環境防治法》等環境保護方面的法律30余部，同時出臺實施了《排污費征收使用管理條例》、《自然保護區條例》《建設項目環境保護管理條例》、《野生動物保護條例》等行政法規90余部，再加上一大批環境保護地方性法規。“各項重大環保制度依法建立，環境立法速度居各部門法之首。”孫佑海說，此外，我國還制定了國家環境標準近1500項。

　　孫佑海認為，在環境立法的基礎上，40年來，環保部門逐步集中了大部分環境污染防治的執法權限。

　　49%主要污染物未依法得到控制

　　回顧40多年來我國環境法治的進程，孫佑海認為，有一個問題難以解釋：“為什么我們在環境法治方面做了這么多的工作，環境形勢卻依然十分嚴峻？”

　　“在現有的立法背景下，如果法律法規的要求全部落實到位，主要污染物可減少70%(如要完全控制住環境污染還取決于其他因素)。”孫佑海認為，我國的環境法律法規沒有得到很好的遵守。“根據我的估算，目前有70%左右的環境法律法規沒有得到遵守，即符合環境法律法規要求的行為只達到30%左右。也就是說，依法辦事就可以減少70%的主要污染物，但由于沒有很好地實施環境法律法規，有49%左右的主要污染物沒有依法得到控制卻排放到環境之中，實施環境法治本應達到的效果大打折扣。”孫佑海說。

　　一些地方領導輕視環境法治作用

　　對于環境法律法規在執行中被大打折扣的原因孫佑海也進行了分析。他認為，一些地方領導輕視環境法治的作用是一個重要原因。

　　“有的領導同志對法治在現代國家管理中的地位和作用不了解或者認知程度較低，導致其管轄領域的環境法治工作得不到重視，環境法治的作用也就無從發揮。”孫佑海表示，更為嚴重的是，有些負責同志濫用權力，根本不把法律當作必須遵循的行為準則，而是為所欲為，我行我素；有的明知環境法律中有禁止的規定，仍然以身試法，或者美其名曰“先上車、后買票”。

　　此外，有的領導同志對環境法治的重要性有所認知，但無法把握環境法治的運行規律，缺乏運用環境法治方式組織推動環境保護工作的能力。孫佑海說，這也是影響環境法治發揮作用的重要原因。

　　對于企業來說，環境法律一般是硬性約束，企業往往是被迫執行，主動守法的積極性自然不高。孫佑海認為，由于我國環境保護激勵政策的制定比較滯后，影響了企業依法治理環境污染的積極性，客觀上不利于環境法律的實施。

　　對于環境法治自身的原因，孫佑海表示，其中包括，有關機關在制定與環境相關的法律法規規章時，有時過分注重支持經濟發展，使得法律法規對環境保護的要求過于寬松；有時過分注重行政強制的手段的作用，忽視經濟政策、市場機制對環境保護的作用。

　　同時，一些法律規定過于模糊。“例如，《環境保護法》第16條規定‘地方各級人民政府，應當對本轄區的環境質量負責，采取措施改善環境質量。’”孫佑海說，法律的這一規定“僅僅對地方政府提出了宣言性的要求，并沒有規定出現嚴重污染后果時如何承擔法律責任，因而不具有可操作性。”

　　盡管我國的環境立法為數不少，孫佑海說，但是，至今我國某些重要領域的環境監管工作至今無法可依。他認為，自然保護區法、土壤污染防治法、環境損害賠償法、有毒化學物質污染防治法等法律至今未出臺，就使得這些方面的環境監管工作受到影響。

　　環境訴訟立案困難門檻過高

　　據孫佑海介紹，自1996年以來，環境污染事件每年都保持著20%以上的增速，但根據統計數據，環境污染糾紛選擇司法途徑解決的卻少之又少。

　　他說，“十一五”期間，環境信訪案件數量達30多萬件，而訴訟案件不足其中的1%。“環境訴訟立案十分困難，立案門檻過高。再加之取證難、鑒定難、勝訴難、執行難等實際困難。”孫佑海說，一般污染受害者寧愿選擇上訪通過行政處理，也不愿耗時耗力去打環境官司；由于法律依據不足，人民法院受理公益訴訟也存在重重障礙。

　　“在受到環境執法處罰時，人們往往四處托關系以求從輕發落。更為值得關注的是，在環境污染方面‘出事’的企業往往都是當地招商引資項目和納稅大戶，他們在距離居民點或者水源地很近的地方建廠開工，即使不斷有群眾反映污染問題，相關部門卻總能給出‘環評合格’的結論。”孫佑海說，這在客觀上助長了環境違法行為的發生。

　　針對這些問題，孫佑海提出一整套解決措施，其中包括立法執法等多個方面。

　　本報北京7月30日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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