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識產權獲賠額偏低 學者建議限定法官自由裁量
稿件來源: 法制日報——法制網
法制網記者 張維
中南財經政法大學知識產權研究中心近期完成的《知識產權侵權損害賠償案例實證研究報告》顯示，在著作權侵權案件的判賠中，采用“法定賠償”判賠標準的占78.54%；在商標權侵權案件的判賠中，采用上述標準的占97.63%。專利侵權判決的這一比例則為97.25%（本報4月16日第6版已針對專利判決做過專門報道）。這是記者從此間召開的知識產權南湖論壇——紀念南湖論壇十周年暨知識經濟與知識產權國際研討會上獲悉的。
該報告是以2008年6月我國知識產權戰略開始實施以來全國各級法院審理的4768件知識產權侵權有效司法判例為統計對象的。
78.54%著作權97.63%商標權侵權判決采法定賠償
“雖然我國《著作權法》、《專利法》和《商標法》都規定了多種知識產權損害賠償的計算標準，并且法定賠償標準都是最后的選擇，但在司法實踐中，大多數案件都采用了法定賠償”，上述研究的主持人、中南財經政法大學知識產權研究中心的詹映副教授告訴《法制日報》記者。
我國《著作權法》第49條規定，侵犯著作權或者與著作權有關的權利的，侵權人應當按照權利人的實際損失給予賠償；實際損失難以計算的，可以按照侵權人的違法所得給予賠償。權利人的實際損失或者侵權人的違法所得不能確定的，由人民法院根據侵權行為的情節，判決給予五十萬元以下的賠償。在中南財經政法大學知識產權研究中心收集到的2032件有效著作權案件中，采用“實際損失”判賠標準的有431件，占21.21%，采用“違法所得”判賠標準的有5件，0.25%。采用“法定賠償”判賠標準的有1596件，占78.54%。
我國《商標法》第56條規定：侵犯商標專用權的賠償數額，為侵權人在侵權期間因侵權所獲得的利益，或者被侵權人在被侵權期間因被侵權所受到的損失，包括被侵權人為制止侵權行為所支付的合理開支。因被侵權所得利益，或者被侵權人因侵權所受損失難以確定的，由人民法院根據侵權行為的情節判決給予五十萬元以下的賠償。在中南財經政法大學知識產權研究中心收集到的1097件有效案件中，“實際損失”、“違法所得”和“法定賠償”這三種計算標準的采用情況分別為15件、11件和1071件，各占1.37%、1%和97.63%。
詹映表示，事實上，大多數原告在主張賠償額時都是以其實際損失或侵權人違法所得作為計算標準，但法院在判決時往往以提供的證據不充分為由否定其采用的計算標準，轉而適用法定賠償。
獲賠額均值分別為1.5萬元和6.2萬元
適用法定賠償的結果是，在758件著作權侵權有效判例中，權利人經濟損害賠償訴求的平均金額為7.7萬元，法院判賠的平均額為1.5萬元。從各案件判賠支持度來看，有35.88%的案件支持度低于20%，31.13%的案件支持度在20%-40%之間，全部案件的平均支持度為31.10%。
在商標權侵權488件有效案例判決中，權利人經濟損害賠償訴求的平均金額為32.6萬元，法院判賠的平均金額為6.2萬元。從商標權侵權案件對于經濟損害的判賠支持度來看，約50%的案件支持度低于20%，全部案件的平均支持度為34.81%。
“依據法定賠償所確定的獲賠額均值和判賠支持度均值一般都低于適用其他計算標準時的水平”，詹映說。
報告分析，這一方面與知識產權侵權損害取證難度較大等因素有關，反映出當事人的舉證能力、舉證技巧或舉證意識不足，另一方面也反映法院在審判實踐中自由裁量權過大，存在過度采用法定賠償標準、壓低賠償額的傾向。
與維權結果受益甚低形成鮮明對比的是權利人維權成本過高。中南財經政法大學知識產權研究中心的黃玉燁教授表示，訴訟時間過長，讓權利人“耗不起”。以“2009年中國法院知識產權司法保護十大案件之一”的武漢晶源環境工程有限公司訴日本富士化水工業株式會社和華陽電業有限公司侵犯發明專利權糾紛案為例，“官司打了七年才有最終判決結果，迄今都快十年了，但最終判賠的5061.24萬元原告還沒有拿到”。就算判賠數額拿到手，與權利人付出的時間成本和經濟成本相比，也是相差甚遠，“打官司打垮一個公司的事情并不少見”，黃玉燁說。
立法司法的創新引導功能不足
如此種種，使得權利人維權動力不足，繼而引發了創新力不足的問題。
中南財經政法大學校長吳漢東教授表示，知識產權戰略實施五周年之際，可以看到我們的專利申請量全球第一，商標注冊申請量全球第一，版權產業對經濟發展的貢獻率高出世界平均水平，但在這些輝煌數字的背后卻存在創新力不足的問題。“從專利看，我們的核心技術、發明專利很少，而且很少能在美國、歐盟和日本等國家取得專利；從版權看，版權產業對經濟發展的貢獻率在美國、日本、英國、韓國都是12%-14%，甚至高達20%，我們則只有6.5%；從商標看，我們又有幾個能在世界上叫得響的商標，世界知名品牌中我們進入前100的只有4個，且都是國企或壟斷企業，我們沒有像蘋果、微軟這樣的信息產業品牌。未來知識產權的發展要注重質量、水平和效益，創新驅動發展才是中國強國的必由之路” 。
“立法和司法本應引導大家往創新的方向走，但是成效還不是很明顯，侵權的仿冒的只想搭便車的依舊很多”，華東政法大學教授黃武雙說。
走在科技前沿的互聯網企業，也表達了對加強知識產權保護讓創新成果可持續發展的聲音。截至2013年3月，騰訊已累積申請8200多項專利，在全球互聯網行業中名列前茅，但獲得專利授權則只有1400多項，而即便如此，在國內互聯網企業中依舊遙遙領先。騰訊公司高級副總裁郭凱天表示,“雖然中國作為全球最獨特的互聯網市場，形成了一批在本土領軍的企業，但從整個技術和應用硬件來說仍然是一個跟隨者。專利已經成為中國互聯網企業進入國際市場的一個巨大挑戰。對專利侵權行為的打擊力度有待提升，同時企業也應加強知識產權自我防護的能力”。
讓法定賠償成為真正的“兜底條款”
針對實踐中權利人維權成本高、往往得不償失的現象，正在進行的著作權法、專利法修改、商標法修改都已經注意到了上述問題，均引入了懲罰性賠償，加大了侵權成本。如已經提交全國人大常委會審議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商標法修正案(草案)》規定，對惡意侵犯商標專用權、情節嚴重的，可以在權利人因侵權受到的損失、侵權人因侵權獲得的利益或者注冊商標使用許可費的1到3倍的范圍內確定賠償數額。同時，草案還規定，將在上述三種依據都無法查清的情況下法院可以酌情決定的法定賠償額上限從50萬元人民幣提高到100萬元人民幣。此外，舉證責任倒置等規定也被引入相關法律修訂草案中。
詹映表示，這些規定還需要相關細則和配套規定的出臺來細化。此外，還需加大司法保護力度。如對法官為減少審判風險而過多適用法定賠償作出嚴格限制，讓法定賠償成為真正的“兜底條款”。
黃武雙建議，除了在立法中引入懲罰性賠償機制外，為司法判決引入一些恰當的計算方法以提高賠償額度也非常重要，“如果侵權就得傾家蕩產，必然會大大減少侵權現象，整個社會的創新活力和動力自然就會被激發出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