傳銷活動屢禁不止 入罪門檻高導致“立案難”

　　大學生李文星在天津市靜海區遭遇傳銷騙局不幸身亡事件發生后，引發社會廣泛關注。天津警方積極應對，開展集中行動，打擊整治“蝶貝蕾”等傳銷組織。

　　“‘蝶貝蕾’傳銷的洗腦課程，我現在都可以倒背如流。”近日，記者通過電話聯系到資深反傳銷人士葉飄零，言談間，他顯得十分平靜。葉飄零曾經在“蝶貝蕾”傳銷組織待過幾年，還做到了一定級別。他退出傳銷組織后，2005年與幾名志同道合的志愿者成立了反傳銷同盟，致力于解救陷入傳銷的受害者。截至目前，已經解救上萬名受害者。

　　近年來，國家對傳銷活動打擊力度不斷加大，為何還屢禁不止，甚至愈發猖獗？該如何治理傳銷？

　　入罪門檻高導致“立案難”

　　在葉飄零看來，傳銷活動屢禁不止的一個重要原因是立案難。“刑法和相關司法解釋僅規定對30人以上且層級在3級以上的組織者和領導者進行追訴。對于30人以下的，公安機關就不能立案了。”

　　記者查閱資料發現，刑法中關于傳銷犯罪的規定，只有第224條規定的組織、領導傳銷活動罪。關于該罪的定罪標準，則規定在《最高人民檢察院、公安部關于公安機關管轄的刑事案件立案追訴標準的規定（二）》中：涉嫌組織、領導的傳銷活動人員在30人以上且層級在3級以上的，對組織者、領導者，應予立案追訴。

　　早在2013年，央視記者曾經到傳銷組織臥底，并與當地警方配合進行抓捕行動。結果，由于該窩點一共只有29人，最終警方不得不將他們全部釋放。

　　“傳銷組織手法很多，有人會專門研究法律，對抗能力很強。”葉飄零說。

　　一位有著豐富傳銷案件辦理經驗的檢察官告訴記者：“這幾年，他所在的檢察院一直注意打擊傳銷犯罪活動。但從辦理的案件來看，基本都是對一些下游犯罪進行處罰，如非法拘禁罪、過失致人死亡罪等，對傳銷行為本身定罪的很少。”

　　北京師范大學法學院教授袁彬則認為，從立法的角度講，“30人”和“3級”的規定，是合理的。“要構成組織、領導傳銷活動罪，就必須符合兩個條件：一是有傳銷組織存在，二是起到組織、領導作用。‘30人’是對‘傳銷組織’存在的人數認定；‘3級’則是對在傳銷組織中起組織、領導作用的結構認定。”

　　“即使抓到組織、領導者，但將積極參與傳銷活動者排除在刑法規制的范圍之外，只對其進行簡單的說服教育，這只是治標不治本。”葉飄零說，即使打掉一個組織者，很快會產生另一個組織者，而傳銷組織根本不會解散。

　　“之所以不對其他參加者進行刑法處罰，是考慮到很多參加者本身也是受害者。但是如果他們實施其他犯罪行為，如非法拘禁、故意傷害等，就必須承擔法律責任。”袁彬說，從立法角度，可以考慮將多次參加傳銷的人員，納入打擊范圍。

　　執法銜接不暢是問題關鍵

　　“除了入罪門檻之外，執法力度不夠也是原因之一。”葉飄零說，“目前法律規定，對傳銷組織的執法是以工商機關為主。而工商機關執法力度遠遠不夠，他們沒有權力進入私人住宅強制執法；如果人被限制自由，也沒有相關技術手段進行定位。而且，從老百姓的常識來講，根本想不到工商機關有這個職能。即使受害，也不知道該去找工商機關。”

　　記者了解到，根據國務院制定的《禁止傳銷條例》，工商行政管理部門負責查處本條例規定的傳銷行為。對涉嫌犯罪的，應當依法移送公安機關立案偵查；公安機關立案偵查的傳銷案件，對經偵查不構成犯罪的，應當依法移交工商行政管理部門查處。

　　“在打擊傳銷行為中，工商機關是必要的執法機關。”袁彬解釋說，傳銷行為不僅涉及刑事犯罪，也會涉及行政處罰，這時就需要工商機關進行處理。例如，《禁止傳銷條例》規定，組織者或者經營者通過發展人員，要求被發展人員發展其他人員加入，形成上下線關系，并以下線的銷售業績為依據計算和給付上線報酬，牟取非法利益的，屬于傳銷行為。根據《關于辦理組織領導傳銷活動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意見》明確規定，該行為不按照犯罪處理，那么，該行為就應當屬于工商機關管轄范疇。

　　“另外，法律并未將工商機關先行介入規定為強制的前置程序。遇到傳銷行為，公安機關完全可以先行介入。”袁彬說，國務院辦公廳對《禁止傳銷條例》中傳銷查處認定部門解釋的函對此專門進行了解釋。

　　“該問題的關鍵并不在于執法機關誰主誰次，而在于兩者如何有效銜接。接下來，我們應當思考如何增強行政執法與刑事司法之間的有效銜接，這才是解開打擊傳銷難題的關鍵。”袁彬表示。

　　葉飄零建議，可以將民間力量作為打擊傳銷的重要補充，起到宣傳、反洗腦等重要作用。例如，民間組織與執法機關加強聯動配合，將其獲取的線索及時向執法機關匯報；或者執法機關端掉的傳銷窩點，民間組織可以對參與人員進行勸說挽救。

　　宣傳難以跟上傳銷“變種”步伐

　　“傳銷活動愈發猖獗，還有一個重要原因是反傳銷宣傳不到位。”葉飄零說，目前，媒體經常報道傳銷案件，大都是由于非法拘禁、過失致人死亡等，造成嚴重后果的傳銷個案。現在很多傳銷已經非常“人性化”，根本不會限制人身自由與通訊。“有些受害者甚至會受此誤導。誤入傳銷組織時，看到既沒有沒收手機，也沒有限制人身自由，就想當然地以為這不是傳銷，下意識地就放松了警惕。”

　　近年來，形形色色的“新式”傳銷可謂花樣百出。據中國電子商務研究中心發布的《中國網絡傳銷調查報告》顯示，很多傳銷打著“微商”“消費投資”“愛心互助”等名義從事傳銷活動，甚至演變出金融傳銷、旅游傳銷等，讓人防不勝防。

　　“正因為這樣，實踐中，對傳銷的認定越來越難，而群眾就更難以辨識了。”袁彬說。

　　“可以通過受害人講述其親身經歷的方式，增強揭露新型傳銷的針對性。”葉飄零建議，在傳銷活動的重災區，還可以利用居委會和物業的力量，挨家挨戶進行宣傳，將反傳銷宣傳日常化。政府還可以設置舉報獎勵，提高大家舉報的積極性。

　　“傳銷如此猖獗，根本上還是因為很多人抱有一夜暴富的僥幸心理。所以，要加大宣傳力度，一方面引導公眾樹立合法致富、勤勞致富的觀念。另一方面，讓人們充分認識到傳銷的危害，增強對傳銷行為的辨識能力。”袁彬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