房地產稅法出臺≠全國馬上開征

   在7月23日舉行的G20稅收高級別研討會上，財政部部長樓繼偉表示，受制于信息征集能力弱及利益調整阻礙，目前房地產稅制改革尚未推出正式方案，但下一步將“義無反顧”推進改革。

   要想實現房地產稅的開征，必須先解決一個卡了13年的因素——房地產稅立法。

   “自2003年提出物業稅以來，因未能達成社會共識、信息征集系統不夠完善等因素，使得房地產稅在10余年時間內，處于一種‘一直在立法但卻未前進’的狀態。”中國政法大學教授、中國財稅法學研究會副會長施正文近日在接受《法制日報》記者采訪時說。

   此次樓繼偉的表態，彰顯了政府推進稅制改革的決心，與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到的“加快房地產稅立法并適時推進”相呼應。

   “要想征稅，先要立法。按照稅收法定原則的要求，新稅種的設立、稅法的制定等都必須經過法律程序。目前，房地產稅法并未列入全國人大常委會2016年立法計劃，即使明年能列入并提交全國人大常委會審議通過，最快也要在2018年才能開始施行。”施正文說。

   從2003年黨的十六屆三中全會明確提出“條件具備時對不動產開征統一規范的物業稅”，至今已有13年的時間。

   “當時提出的物業稅，就是指現在的房地產稅，受沒有形成社會共識等因素的影響，房地產稅立法一直未能邁開步伐。”施正文是最早提出征收物業稅的學者之一，提及房地產稅的立法進度頗為感慨。

   施正文分析，房地產稅之所以遲遲未能出臺，尤其是當時物業稅提出之后就幾乎陷入停滯狀態，主要受困于以下因素：

   沒有形成基本共識。在2003年提出物業稅之后，社會上有很多不同的聲音，而官方又沒有正確和權威的解讀，致使全社會一直未能形成共識。因此，立法要想順利推進，需要必要的交流和分析，并且澄清一些誤解和消除一些片面的看法，從而在對房地產稅立法與改革所具有的意義和價值的理解上形成共識。

   征管的信息采集不夠全面完整。2003年提出的物業稅屬于直接稅，需要對家庭的信息有個全面完整的了解，否則就沒有辦法征稅。然而當時受困于技術、房地產登記制度等各方面的障礙，立法的進程受到阻礙。目前來看，隨著不動產統一登記制度的實施和推進，這方面的阻礙已經消除。

   房地產評估力量發展不充分。房地產稅只能按照評估價來征收，如果評估不準確，會引起很大的爭議和糾紛。由于當時的房地產評估力量有限，甚至存在評估中介混亂的局面，市場價值評估的技術問題未能解決。然而，隨著房地產評估市場的規范發展和資產評估法的通過，無論是技術還是法律方面的條件都已具備。

   既得利益格局的阻礙。對房地產進行征稅，勢必會影響到一些擁有更多房產的人的利益，而這些人往往擁有較大的話語權，這些利益格局會通過引導輿論等方式來進行阻礙，從而使得利益調整變得舉步維艱。

   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明確“加快房地產稅立法并適時推進”，房地產稅法被列入了十二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立法規劃……13年后再次被聚焦的房地產稅法，推出已是必然趨勢。

   “目前草案還未成熟到征求意見的時候，而且中間還要經過多輪意見征詢，草案提請審議后還要征求公眾意見，最快出臺也要到2017年，甚至更久。并且，法律通過之后也不會馬上開征房地產稅。”施正文對記者指出。

   在施正文看來，在對于房地產稅立法和房地產稅開征改革的關系方面，很多觀點都存在誤解，認為房地產稅法越早通過就能越早開征，但事實并非如此。

   施正文認為，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加快房地產稅立法并適時推進”的表述非常科學，這就要求房地產稅的立法要快，但改革要根據實際情況進行。

   “房地產稅法只是為地方提供一個法律依據，確定原則性標準，至于何時選擇開征、稅收要素如何設計等，地方有很大話語權，要根據自己的實際情況來定，所以征稅的步調不可能保持一致。”施正文解釋。

   加快房地產稅立法進程，也是遵循稅收法定原則的體現。

   “有些城市根據實際需要，想要通過征收房地產稅來調控市場，但按照稅收法定原則，法律沒出臺就無法征收，缺少合法性。所以，盡早出臺就可以給想征稅的地方提供法律依據。對于征稅條件不成熟的地方，則可以根據自己實際情況再確定，等到以后時機成熟可以推出時也有法律依據。”施正文說。

   全國政協委員、財政部財政科學研究所原所長賈康同樣認為，房地產稅的征收可以分步進行，在樓市較熱的一二線城市先行實施。“房地產稅立法一旦走完立法程序，真正實施的時候，作為地方稅可以選擇先后、區別對待。”

   盡管法律出臺的具體時間還未確定，但在施正文看來，只要社會上形成共識，將會很快推動房地產稅的立法進度。房地產稅立法出臺之后，短期內最直接的影響，就是推動市場的調節和穩定。

   目前，我國房地產市場呈現出“冰火兩重天”的場景：北上廣深等一線城市和合肥等部分二線城市的房價繼續火熱，甚至通過“限購”的手段來抑制房價，仍難壓抑上漲勢頭；多數二線城市和三四線城市的“去庫存”任務仍然艱巨，數據顯示，截至今年6月末，全國商業營業用房待售面積高達1.53億平方米，同比激增23％。

   在施正文看來，房地產稅立法將有助于解決這兩個“煩惱”。

   對于房價居高不下的城市而言，房產評估價值高就要多交稅，很多投資投機者就不愿意再買房，通過這一方式來引導公眾正確看待房地產消費，樹立“房地產主要是居住功能，不是投資品”的觀念，從而對投資投機產生較大的抑制作用。

   對于“去庫存”壓力下的城市而言，房地產稅立法在通過之后，會授權各個地方按照本地實際決定是否征收，因此，并不會影響“去庫存”的開展。與此同時，即使沒有開征房地產稅，但法律的出臺勢必會使得一些投資者謹慎處理其房地產買賣行為，在不征稅的幾年時間內逐步處理房產，也不會對房地產市場造成大的沖擊等負面影響。

   “隨著房地產稅的開征，增加了持有環節的稅負，有助于引導人們正確看待房地產消費，抑制投資與投機，未來的房地產市場將逐步趨于理性，更有利于其健康長遠的發展。同時，也可以避免社會資源浪費現象。”施正文表示。

   賈康和中南財經政法大學教授喬新生同樣認為，房地產稅有利于促進房地產市場健康發展。

   賈康認為，征收房地產稅的影響是多方面的，它會使房地產市場更沉穩、穩健，使其以后在運行中間減少泡沫，遏制肆無忌憚地炒作，而且對于把空置房調動出來、加入租房市場也會有好處。

   “當前我國房地產領域各種稅費占到房地產市場價格三分之一。只有盡快將房地產市場的各種稅費整合在一起，統一征收房地產稅，才能維護國家利益，才能解決我國房地產市場稅收混亂的問題。”喬新生在接受記者采訪時指出，征收房地產稅有助于整合我國房地產市場的稅收資源。

   喬新生認為，征收房地產稅的首要目的是為了徹底理順政府與市場主體的關系，讓政府擺脫對土地財政的依賴，讓房地產投資者在公平稅收政策條件下促進我國房地產行業健康發展。

   在施正文看來，對于房價和房地產的影響并不是房地產稅的主要“功績”，其最重要的意義在于對公共治理和民主法治進程的巨大推動。

   房地產稅是典型的地方稅，能夠直接服務于地方的市政建設。財政是國家治理的基礎和重要支柱，對于地方政府而言，沒有財政和稅收的保障，不利于更好地履行政府職能和提供公共服務，然而，“營改增”之后，地方稅種變得很少，地方財政因此受到了不小的影響。房地產稅作為地方政府的主體稅，將為本地政府提供公共服務籌集資金，提升公共服務能力。

   房地產稅作為財產稅，能夠調節財富進而縮小社會貧富差距。針對公民存量財產征的財產稅，是按照財產的市場價值收稅，房地產稅在開始征收的時候，應當會從高檔住房和多套住房開始征收，基本居住的一到兩套住房不在征收之列，其調節作用將更加明顯。社會公平、分配合理、發展共享都將因此而得到實現。

   房地產稅的直接稅屬性，將會推動民眾主動參與到公共治理中。相比間接稅，直接稅對于自身利益的影響更為直觀，民眾也會更加關注，例如，在設計和使用上是否公平合理和公開透明，是否用于教育、醫療、環境等民生領域，廣大民眾會主動參與和監督公共治理，這也將對政府治理現代化、法治化起到促進作用，從而推進依法治國。

   “房地產稅的地方稅、財產稅、直接稅的屬性，將會對公共服務、財富調節、社會治理等方面產生積極而又重大的影響。”施正文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