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部反家庭暴力法進入立法程序 反家暴不再是“家事”
來源:正義網－檢察日報
8月22日，湖南省龍山縣發生一起家庭慘案，一位汪姓男子將妻子一家九口殺害。據當地村民反映，汪某一直與妻子不和，有嚴重的家暴行為。這也印證了專家觀點：任何一次家暴都不能排除日后出人命的危險。
全國婦聯的一項抽樣調查結果顯示，全國2.7億個家庭中，遭受過家庭暴力的婦女高達30%;每年約40萬個解體的家庭中，25%緣于家庭暴力。
8月24日至29日召開的十二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十六次會議對反家庭暴力法草案進行了初次審議，多位全國人大常委會組成人員及列席會議的全國人大代表認為，專門制定反家庭暴力法，賦予公權力干預家庭嚴重暴力行為的責任，是尊重和保障人權的體現，也凸顯了我國社會文明的進步。
為何呼吁多年才啟動立法？
對反家暴進行立法，社會各界已呼吁多年，為何醞釀了20年才正式進入立法程序呢？在分組審議時，全國人大常委會副秘書長信春鷹道出了其中緣由。她介紹，反家暴的立法動議在1995年前后就被提出過，但大家對要不要立法、立法調整什么關系有分歧：一方面，對家庭暴力現狀的判斷，大家認識不一樣，在立法機關看來，反家暴當時好像不是特別重大的議題；另一方面，公權力應該在什么時候、什么情況下、什么程度介入私人空間？這在各國立法中都是問題。按照立法的經典理論，法律分為公法和私法，反家庭暴力，定位為公法還是私法？當時很多問題沒有統一思想，一個大體上形成的草案就被擱置了。
但是，反家暴的立法進程不能停滯，立法過程本身也是一個宣傳教育、民主討論、達成新共識的過程。每年兩會期間，都有代表委員為此建言。全國政協委員、中國婦女報社總編輯尚紹華曾連續8次提交反家暴法的提案。今年兩會期間，全國人大代表、湖南省司法廳副廳長傅莉娟公開呼吁，從國家層面盡快制定并出臺反家庭暴力法。
去年3月，國務院有關部門在深入調研并借鑒地方經驗的基礎上，起草了我國首部反家庭暴力法草案（下稱草案），對社會最關注的“家暴難以界定”和“外部難以介入”兩個難題進行了非常明確的回應，基本解決了原有分歧。
信春鷹評價草案定位更準，視野更寬，站位更高。“草案將反家庭暴力法定位為社會法比較合理，因為社會法介于公法和私法之間，公安、法院依當事人的申請介入。將家庭暴力定位在‘家庭成員之間’，回避了原來一直糾結是男打女還是女打男的問題。將預防和制止家庭暴力定位為全社會的責任，大家共同來反對家暴，有利于法律的執行。”
精神傷害、毆打同居者算不算家暴？
何謂家庭暴力？一直以來理論界和實務界都對此存有爭議。草案規定：“本法所稱家庭暴力，是指以毆打、捆綁、殘害、強行限制人身自由等方式，對家庭成員實施的侵害行為。”一些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認為，這一界定是合適的，“我國國情決定了不宜把家庭暴力的范圍定得過寬，如果把辱罵、夫妻吵架以及父母對子女輕微的體罰、訓斥和管教都納入家暴范圍，既不不利于家庭和睦，也缺乏操作性。”
但多數全國人大常委會組成人員認為，家庭暴力的內涵應該擴展，不能僅限于身體暴力，還應包括精神暴力，比如語言暴力、暴力威脅等。現實中，后者導致家庭成員自殺、自殘、自虐的現象不少。另外，適用范圍也不能限于“家庭成員”。
蘇輝委員提出，應該將“家庭成員”修改為“家庭成員以及具有監護、扶養、寄養、同居等關系的共同生活人員”。理由是，今年3月份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出臺的《關于依法辦理家庭暴力犯罪案件的意見》，將具有監護、扶養、寄養、同居等關系的共同生活人員納入家庭暴力的適用范圍，因此反家庭暴力法應當吸收相關司法解釋文件中的表述。令狐安委員也建議將前配偶、同居者納入進來。
發現家暴行為，冷眼旁觀要受處分？
受傳統觀念、自身情況所限，很多家暴受害人不得不選擇默默忍受傷害，而對于他人遭受家暴，外人也多以“別人的家事”“疏不間親”為由選擇冷眼旁觀。
此次反家暴立法試圖打破這種“沉默”。草案規定，家庭暴力受害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近親屬，可以向公安機關報案。中小學、幼兒園、醫療機構及其工作人員在工作中發現無民事行為能力人、限制民事行為能力人遭受或者疑似遭受家庭暴力的，應當及時向公安機關報案；未按規定報案造成嚴重后果的，對直接負責的主管人員和其他直接責任人依法給予處分。
輿論對此普遍持肯定態度，一些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和全國人大代表還建議，應該將報案人的范圍進一步擴大，所有發現家庭暴力行為的組織和個人，都有權勸阻、制止或者向公安機關報案。
鄭功成委員力主將居委會、村委會納入報案人范圍，強化居委會、村委會、社區工作者的責任。
許振超委員也持類似觀點，他認為“反家庭暴力是全社會和每個家庭的共同責任”，怎樣把共同責任具體化？居委會和業委會可以發揮很大的作用。
一些全國人大代表還建議將法律責任具體化，比如“未按規定報案造成嚴重后果的，對直接負責的主管人員和其他直接責任人依法給予處分”，到底如何處分，應該“說清楚”，否則容易流于口號。
告誡制度和人身保護令，能否有效制止家暴？
設立告誡制度和人身安全保護令，是本次立法的兩大亮點。草案規定，家庭暴力情節較輕，依法不給予治安管理處罰的，由公安機關對加害人給予批評教育或者出具告誡書。城鄉基層群眾自治組織的工作人員或者社區民警應當對收到告誡書的加害人、受害人進行查訪，督促加害人不再實施家庭暴力。
據悉，告誡制度在一些地方的試點效果較好，南京市對發出的438份告誡書家庭進行了查訪，發現加害人均未發生再次施暴行為。
趙少華委員提出，告誡書可以設立采取備案制度，對于不聽勸阻的、屢教不改的施暴主體，即使施暴情節未達到量刑程度，告誡書的數量累計到規定限度時，司法機關可依據治安管理處罰法進行處罰，乃至追究刑事責任。
借鑒國外民事保護令制度，草案建立了人身安全保護令制度，規定當事人因遭受家庭暴力或者面臨家庭暴力的現實危險向人民法院申請人身安全保護令的，人民法院應當受理。
車光鐵委員認為，草案對人身安全保護令的執行主體和執行程序等規定還不夠具體、全面，實踐中很難落實，他建議從有效保護受害人的利益考慮，將公安機關納入執行主體范圍。
莫文秀委員強調，在立法過程中應進一步聽取社會各界的意見，力爭將告誡制度、人身安全保護令等具體措施做實做好，增強這部專門法的可操作性。
立法治家暴，還有很多細節問題要處理
目前的立法能否有效治家暴？一些全國人大常委會組成人員和全國人大代表直言，目前草案的可操作性、可執行性“還差了一些”，更多的是一種宣示，在怎樣落實方面還要再下功夫。
王明雯委員建議，應分節區分規定夫妻家暴和父母對子女家暴的保護措施；完善程序方面的規定，以保障在刑事、民事司法實務中的準確適用，而避免再次成為“宣示性法律。”
在王萬賓委員看來，預防和制止家暴要關口前移、重心下移，想辦法落到農村的行政村，城市街道辦事處、社區居委會，只有落到這里，很多實際問題才能及時發現、處理。
從國外的經驗看來，多機構合作是反對家庭暴力的核心制度。全國人大代表甘道明建議，應建立反家庭暴力多部門的合作機制以及預防、制止和救助一體化的工作機制，同時建立家庭暴力的投訴、控告、報案首問責任制，規定相關部門在接到有關家庭暴力的投訴、控告和報案時，對不屬于自己管轄的應當移送主管機關處理，并通知投訴人、控告人和報案人；對不屬于自己管轄而又必須采取措施的，應當先采取措施，在保障受害人安全的前提下，再移送主管機關。
立法還有一道重要的“觀念關”要過。“打出來的媳婦，揉出來的面”，在中國，還有不少人在思想上不拿家庭暴力當回事。讓自由、平等、法治的觀念更加深入人心，或許才是反家暴的治本之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