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公證服務知識產權發展情況報告》發布
公證服務成知識產權保護重要法律手段
2014年,《國家知識產權戰略實施推進計劃(2014年)》和《深入實施國家知識產權戰略行動計劃(2014-2020年)》頒布,將公證工作明確納入國家知識產權戰略。為進一步落實《國家知識產權戰略綱要》精神,充分發揮公證在知識產權保護中的職能作用,做好知識產權預防性保護工作,司法部律師公證工作指導司、中國公證協會聯合下發關于報送公證服務知識產權保護工作情況的通知,利用第三方數據分析,就公證服務知識產權保護工作情況進行全面調研,組織編寫了《中國公證服務知識產權發展情況報告》。現將報告主要內容進行發布。
□法制網記者 余飛
隨著人類社會邁入信息時代,知識產權在經濟社會發展和社會生活中的作用日漸凸顯,各國以及國際間更加關注知識產權的創新、利用和保護。公證是國際通行的服務知識產權發展和保護的重要法律手段,對于知識產權的權利認定、流轉和侵權維權等具有重要作用。
在我國,隨著國家創新產業不斷深化發展,公證服務知識產權工作日漸深入,涉及知識產權公證業務量也逐步增大。司法部律師公證工作指導司、中國公證協會聯合發布的《中國公證服務知識產權發展情況報告》顯示,據不完全統計,全國25個省(自治區、直轄市)2006年至2013年共辦理知識產權公證事項591654件,其中,2013年辦理知識產權公證事項108732件。
公證業務覆蓋知識產權各領域
2008年6月5日,國務院頒布實施《國家知識產權戰略綱要》,將知識產權工作上升到國家戰略,按照“激勵創造、有效運用、依法保護、科學管理”的方針進行統籌部署和整體推進,為知識產權事業發展指出了明確方向。知識產權從設立、流轉、權利救濟、爭端解決到域外申請、域外保護、國際合作,各個領域都活躍著中國公證員的身影。公證在知識產權戰略實施過程中發揮了獨特的職能作用。
那么,知識產權公證業務包括哪些內容?
據“報告”介紹,從公證事項來看,知識產權公證業務主要包括以下公證事項:主體資格公證,如營業執照公證等；聲明書、授權(委托書)公證,如商標轉讓聲明,授權辦理相關申請手續、登記手續等；合同、協議公證,如商標權轉讓協議；保全證據公證,如侵權證據的固定；保管業務,如文學作品保管；與知識產權保護相關的涉外涉港澳臺公證。
據介紹,保全證據公證主要包括著作權保全證據公證,商標權、專利權保全證據公證,反不正當競爭保全證據公證。
在著作權保全證據公證方面,早期主要是大量購買盜版光盤公證、網絡視頻公證、網吧侵權公證、超市餐飲店播放音樂侵犯著作權的公證。目前,著作權領域比較多的是盜版軟件或未注冊軟件的使用、盜用或未經原著作權人同意冒用著作權的保全證據公證,此外,未經作者同意擅自轉載作者已經發表的作品、或轉載后未署名、或擅自改編作者作品行為的保全證據公證也較常見。
商標權、專利權保全證據公證內容也出現了一些變化:早期主要是現場購買侵權商品、冒用商標的保全證據公證,多集中于國內品牌和專利權。近些年,隨著中國加大國際商標和專利保護力度,一大批國際知名商標和國外專利的權利人也紛紛向中國公證機構申請用于維權的保全證據公證。隨著電話購物、電視購物快速發展,與此相關的購物保全證據公證數量明顯增加。另外,隨著專利法和商標法的修改以及國家加大對閑置商標的管控力度,商標或專利在先使用、連續三年以上在使用商標的保全證據公證數量也逐年增長。
反不正當競爭保全證據公證更多地涉及生產企業,主要是針對擅自使用知名商品特有的名稱、包裝、裝潢,或者使用與知名商品近似的名稱、包裝、裝潢,造成和他人的知名商品相混淆,使購買者誤認為是該知名商品；擅自使用他人的企業名稱或者姓名,引人誤認為是他人的商品；在商品上偽造或者冒用認證標志、名優標志等質量標志,偽造產地,對商品質量作引人誤解的虛假表示等不正當競爭行為進行保全證據公證。
合同、聲明公證主要是辦理商標轉讓聲明或轉讓合同公證,明確權利交易主體,推進有關事項審批速度。其次,是為商標許可使用合同、專利許可使用合同和技術轉讓合同辦理公證,逐步深入為知識產權融資行為提供法律服務,辦理知識產權(主要是商標權和專利權)質押合同公證。
公證保管主要是保管正常知識產權活動中的有關證據及相關證明材料,對證明知識產權在先使用、權利認定提供保障,是保全證據公證職能的向前延伸。2012年4月24日,北京國際版權交易中心與北京市方圓公證處共同推出智慧保險箱(即版權保險箱)便是其中范例。
為域外申請知識產權和知識產權域外保護提供公證服務,一是對申請人的主體資格材料進行公證。二是對國內已注冊的商標或已有專利的權利證書進行公證。三是對有關法律文書(如授權委托書、委托申請注冊的合同協議)進行公證。四是對知識產權國際轉讓行為及國際貿易中涉及知識產權保護的行為提供公證法律服務。
公證業務量與經濟發展成正比
隨著知識產權工作上升為國家戰略,知識產權公證數量也隨之增加。
“報告”統計數據顯示,從權利類型看,據全國25個省(自治區、直轄市)的數據統計,2006年至2013年共辦理知識產權公證事項591654件,其中,著作權公證事項121051件,占20.46%；商標權公證事項320535件,占54.18%；專利權公證事項128390件,占21.70%；其他知識產權公證事項21678件,占3.66%。
2013年,上述地區共辦理知識產權公證事項108732件,占全年公證業務總量的(11685034件)0.93%,其中,著作權公證事項22519件,占20.71%；商標權公證事項56547件,占52.01%；專利權公證事項23982件,占22.06%；其他知識產權公證事項5684件,占5.22%。
“報告”認為,知識產權公證辦證量總體尚小,未到公證業務總量的1%,但呈現大幅增長趨勢,整體發展潛力較大。從權利類型看,商標權公證辦證量處于第一位,占比過半；專利權、著作權公證基本持平,三大權利類型公證總體呈現2:1:1的發展態勢。
從公證事項分類看,2006年至2013年辦理的知識產權公證中,保全證據公證302069件,占51.06%；合同、聲明公證246925件,占41.73%；資格、權屬公證32140件,占5.43%；其他公證事項10520件,占1.78%。
“報告”認為,在知識產權公證中,保全證據、合同和聲明公證占絕對多數,保全證據公證總量位列第一,占比過半,公證證據效力在知識產權保護中得到充分發揮；合同、聲明公證占比已達四成,近一半。公證已經介入到知識產權的產生、使用流轉和權利救濟的主要過程。
分析以上業務數據,“報告”發現,地區經濟越發達、法制越健全,知識產權保護工作開展得越好,公證發揮的作用和體現的價值也越大。
據介紹,我國的知識產權公證業務是伴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而共同成長起來的,因此不同地區知識產權公證業務規模與地區經濟發展規模密切相關,經濟總量增大,知識產權公證業務量也相應增加。數據顯示,經濟規模較大的北京、上海、山東、浙江、廣東、江蘇等省市,知識產權公證業務量也處于全國前列。知識產權公證業務量不僅與一個地區的經濟發展規模相關,還與地區的經濟發展水平相關。將人均地區生產總值與知識產權公證業務量進行相關分析,兩者之間也存在著正相關關系,業務量趨勢線的斜率同樣為正。也就是說,隨著地區經濟發展水平的提高,知識產權公證業務量也呈增長趨勢。
“報告”分析發現,知識產權公證業務不僅與經濟發展存在著緊密聯系,還與社會發展因素密切相關。人口文化程度作為社會發展的重要衡量指標,與知識產權公證業務也存在著相關性。數據顯示,不同地區知識產權公證數與地區高等學校在校生數呈正相關,與15歲以上百人文盲數呈負相關。
知識產權公證證據效力更高
由于公證書在證據效力上具有優勢地位,便于解決知識產權侵權行為隱蔽性強和權利人舉證難問題,當事人申請公證機構對證據進行保全的情況隨之增多。實踐證明,通過公證機構收集、固定和保存證據,知識產權權利人提供的證據將更加真實、準確、全面和充分,有利于當事人在糾紛解決中維護自身合法權益,也有利于人民法院公正高效地審理知識產權民事糾紛案件。
為了分析法院對知識產權公證證據的認定情況,“報告”分別選取浙江、重慶和北京三地法院情況進行了統計分析。
根據浙江省高級人民法院課題組統計,2007年至2009年,浙江全省法院共審結一審知識產權民事糾紛案件5583件,其中,涉公證證據的案件3656件,占案件總數的65.48%。上述案件涉及公證證據6055份,平均每個案件涉公證證據1.66個。
課題組進一步統計發現,2007年,平均每個涉公證證據的案件所含的公證證據數為1.30個,2008年為1.67個,2009年為1.79個。與涉公證證據的案件數量相比,涉案的公證證據數量增速更快。特別是隨著近年來互聯網的迅速發展,網絡環境下的知識產權侵權行為日益增多,網絡公證證據數量增長最為明顯,2007年為192件,2008年為380件,同比增長97.92%,2009年為933件,同比增長145.53%。
重慶市高級人民法院2014年1月至10月數據表明,一審知識產權案件2096件,涉公證證據案件1832件,占87%。2009年至2013年,重慶市第五中級人民法院受理知識產權一審案件1644件,其中涉公證證據案件1069件,占65%。從公證證據的證明對象來看,除證明訴訟主體資格外,主要是證明權屬和侵權事實,數量近900份,占涉案公證證據的84%。可見,公證證據處于知識產權侵權訴訟證據群的核心地位。
重慶市第五中級人民法院調研發現,被控侵權方對公證證據的接受和認可度往往較高,在沒有相反證據可以推翻相應的公證侵權證據時,往往較容易與權利人達成和解。近五年審理的涉公證證據知識產權一審案件中,有671件案件以調撤方式結案,調撤率近63%,尚無公證證據未被采信的情況。
在北京法院系統,2013年北京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受理知識產權案件758件,涉及公證證據案件265件,占35%。其中被采信的涉公證證據案件220件,采信率為83.02%。
健全公證機制保護知識產權
隨著信息技術發展,知識產權的保護范圍逐漸擴大,權利內容不斷深化,侵犯知識產權行為更加隱蔽,這也對知識產權公證提出了新課題——如何發展以信息技術為依托的電子化網絡化公證?
據介紹,目前,公證的電子化在我國公證領域仍處于摸索階段,公證機構對此進行了多方探索,紛紛組建電子公證項目,提出云公證概念,公證在知識產權保護領域創新舉措取得了較好的實踐結果和示范效應。
2010年,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公證處首推全球一站式語音數據保全公證解決方案,提出“電子數據從云平臺提取過程的公證”保全證據新模式。2012年4月,北京市方圓公證處與北京國際版權交易中心合作的“智慧保險箱”正式面向社會推出,嘗試探索電子公證在版權登記、流轉領域中的新模式,這是將公證與網絡數字化技術結合的出色范本,通過互聯網為廣大權利人提供高效便捷的版權作品公證服務。2012年8月,上海市東方公證處自主研發電子證據保全平臺“公證證據寶”。2013年,廈門市鷺江公證處推出了“公證云”平臺,致力于電子公證在取證維權領域的模式創新。
“報告”認為,為進一步推進和保障國家知識產權戰略實施,知識產權公證除需要不斷創新外,公證行業還要適應新形勢、新常態的要求,著力推進健全和完善公證服務知識產權保護體制機制建設。
對此,“報告”提出了五點建議:
研究制定知識產權公證發展戰略規劃。要以保障國家知識產權戰略實施,推進落實《深入實施國家知識產權戰略行動計劃(2014-2020年)》為目標,全局謀劃,統一步調,就知識產權公證隊伍建設、專業化人才培養、業務配套設施建設,專業化執業平臺建設、執業規則完善、業務探索和合作等進行戰略思考和統一規劃。
加大知識產權公證配套建設投入。要統一推進知識產權公證業務配套建設,豐富和強化公證執業手段,整體提升公證機構服務知識產權的能力和水平；探索在科研院所、高科技企業等密集地區,選擇知識產權公證業務發展較好的公證機構,培育和建設具有一定引導、輻射效果的“知識產權公證服務中心”。
著手實施知識產權公證人才戰略。加強專業人才引進,有意識吸納具有復合教育背景人員到公證隊伍中,完善公證員隊伍知識結構；做好定向人員培養,有選擇、有目的地從辦理知識產權公證較多的公證機構中選拔、培養知識產權公證專家型人才；在有條件的公證機構推動實現知識產權公證專業化分工；借助外腦探索建立知識產權公證咨詢專家庫,為知識產權公證提供技術支持。
拓展深化知識產權公證服務內容。統一規劃推進知識產權公證執業信息化平臺建設,落實國家知識產權戰略行動計劃要求,探索建立全國統一的知識產權證據材料公證保管平臺；綜合運用公證執業手段,發揮公證強制執行效力、證據效力等法律特殊效力,進一步深化公證在知識產權流轉、融資領域的職能作用。
加大知識產權公證交流宣傳力度。加強與知識產權管理部門、保護組織、高新科技企業和科研院所等的溝通與交流,廣泛開展知識產權公證合作,通過參加與知識產權有關的貿易展會等形式,推介公證服務知識產權的價值理念；堅持日常宣傳和專項宣傳相結合,廣泛開展知識產權公證的宣傳普及工作。
鏈接
中國公證服務知識產權發展歷程
1979年,司法部重建后著手推動公證制度復建與發展工作。
1982年4月13日,國務院頒布《中華人民共和國公證暫行條例》,對公證的任務、原則、業務范圍、程序等諸項內容都作出詳細規定,明確將證明合同(契約)、保全證據、保管文件等納入公證業務范圍,為公證服務知識產權奠定堅實制度基礎。1982年10月1日起試行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試行)》第59條、168條明確規定,“人民法院對經過公證證明的法律行為、法律事實和文書,應當確認其效力”,“公證機關依法賦予強制執行效力的債權文書,一方當事人不履行的,對方當事人可以向有管轄權的基層人民法院申請執行”,第一次從法律上明確了公證文書的證據效力和執行效力,賦予了公證證明當然證明效力,為公證機構開展保全證據等公證事項服務知識產權發展保護提供了法律保障。
1984年1月25日,司法部公證律師司在給中國貿促會法律事務部《關于出具專利有關證明事的復函》中指出,“經與有關部門研究認為,我國企業或個人向外國申請專利時,所需要提供的有關文件的證明事項屬于公證業務范圍,根據我國公證機關統一行使公證職能的原則,應由公證處辦理為宜”,為我國公民、企業依據國際條約提出知識產權申請以及要求優先權確保材料的真實性提供了法律保障途徑。
上世紀90年代至本世紀初,上海、天津、浙江等21個省(自治區、直轄市)先后制定了地方公證法規,大部分都規定證明商標、專利、專有技術等知識產權的歸屬、轉讓和許可使用以及知識產權證據保全為公證的業務范圍。《貴州省公證條例》和《云南省公證工作若干規定》更將“涉及著作權侵權行為的證據保全”列為應當申辦公證的事項,服務知識產權已經成為公證機構的重要業務領域之一。
1994年8月26日,為落實《國務院關于進一步加強知識產權保護工作的決定》精神,司法部、國家版權局聯合發布《關于在查處著作權侵權案件中發揮公證作用的聯合通知》。
1995年7月13日,原對外貿易經濟合作部、國家工商行政管理局發布《關于對外貿易中商標管理的規定》。
2002年10月,最高人民法院發布《關于審理著作權民事糾紛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上述部門規章、司法解釋進一步強化了公證在行政管理部門查處著作權侵權中固定著作權侵權證據的效力,明確了合資、合作企業進行商標注冊前應當簽訂經公證的有關商標歸屬的協議,肯定了公證員隱名取證在司法審判中的證據效力。
2004年8月18日,中國公證協會制定了《辦理保全證據公證的指導意見》,第一次從行業角度提出了保全證據公證的規范性概念,有針對性的對包括知識產權在內的保全證據公證業務活動提出了基本的程序性要求。
2005年8月28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公證法》頒布,第一次以法律形式明確了公證職責范圍,確認了公證的證據效力、強制執行效力和法律行為要件效力,逐步形成以公證法為核心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公證制度。
2012年,修訂的民事訴訟法明確了電子數據作為單獨的證據類型,賦予了電子數據獨立證據的法律地位。中國公證協會制定了《辦理保全互聯網電子證據公證的指導意見》,厘清了互聯網電子證據公證中的諸多實踐問題,為涉及互聯網的知識產權電子證據保全證據公證的開展提出了行業指導性意見,及時回應了打擊知識產權網絡侵權行為的社會需求,得到了司法審判實踐的高度認定。
2008年6月5日,國務院頒布實施《國家知識產權戰略綱要》,將知識產權工作上升到國家戰略。
2014年,《國家知識產權戰略實施推進計劃(2014年)》頒布,將公證制度明確納入國家知識產權戰略,明確要求積極拓展知識產權公證業務領域,加快構建完善的知識產權預防性保護機制。《深入實施國家知識產權戰略行動計劃(2014-2020年)》進一步提出,探索以公證的方式保管知識產權證據及相關證明材料,加強對證明知識產權在先使用、侵權等行為的保全證據公證工作,為進一步發揮公證職能作用,構建完善的知識產權預防性保護機制提出了要求,指明了方向。
（責任編輯:秦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