剝奪監護權“第一案”釋放出的“標桿意義”
來源:新華網
沉睡近30年的良法終于被激活、照進現實
據悉，這是國內第一起“撤銷父母監護權”的案例，是對沉睡的撤銷監護權法律條款的一種喚醒。眾所周知，涉及監護制度的法律有兩部，一部是2006年修訂的未成年人保護法，另一部是1986年出臺的民法通則，都有撤銷監護權的規定，只是一直沒有得到很好的執行。如今在四部門出臺相關配套意見并出現第一個相關判例之后，這個沉睡的規定得以真正喚醒，無疑是法治進步的寫照，也具有極大的示范價值與標桿意義。
體現了依法治國的進步 震懾“壞父母們”
本案釋放出的標本意義就在于：一方面，彰顯出法律的公正與權威，對那些拒不履行監護責任、虐待傷害未成年人的父母是一種強力震懾，尤其會對“虐童是家事”的觀念形成強烈沖擊；另一方面，最大限度地減少對未成年人的傷害，是一種有力的保護。而且，當這種保護成為一種常識和自覺后，父母將會更加珍惜自己的監護權。
有望成為我國未成年人保護進程一標志性事件 真正撐好兒童權益保護傘
自2013年5月，民政部在北京等全國20個地區開展未成年人社會保護試點工作，其中重要內容就是落實監護權撤銷制度。2014年12月22日，最高法、最高檢、公安部、民政部聯合下發《關于依法處理監護人侵害未成年人權益行為若干問題的意見》，明確規定了“可被剝奪監護權”的7種可能。徐州銅山的判例，便是今年1月1日起正式實施“意見”的典型案例。在依法治國的語境下，“撤銷監護權”的意義當然不僅在于讓良法善政照進現實，更重在完善監護權監督制度，真正撐好兒童權益保護傘。
此案有哪些經驗可以借鑒？
增強救助的保障功能 真正打通“下家”通道
撤銷監護權難點不在于司法實踐本身，而在于司法實踐是否置身于系統可行的保護制度之上。首例撤銷監護權背后的缺憾更值得關注。落實意見要與建立未成年人保護的主動介入機制結合起來，變被動為主動。要增強救助的保障功能，真正打通“下家”通道。要細化撤銷監護權的情形與評估機制，增強保護的及時性。
謹慎行事 保障監護權被轉移孩子的合法權益
當地民政部門也采取了審慎的態度，并沒有急于把孩子的監護權轉移給這位鄰居，而是采取了助養或寄養的方式，這種謹慎態度是值得肯定的。說到底，作為國內首例剝奪父母監護權的司法案例，在對孩子的后續監護和照顧問題上，既要大膽探索嘗試，同時也要謹慎行事，為以后更多類似的案例積累經驗，以保障更多監護權被轉移孩子的合法權益。
不僅需要熱心人士，更需要民政部門更多作為
自然，撤銷小玲父母的監護權，由銅山區民政局接管后，一個問題便來了：如何給小玲提供持續的關懷與關愛？當前采取的方法，是將小玲寄養在一直給予其關愛的張女士家里，民政部每個月提供700元的救助金。一個值得注意的細節是，11歲的小玲受教育程度很差，這些注定了要給小玲提供更多的后續關懷。而這，不僅需要熱心的張女士，更需要民政局的更多作為。畢竟，小玲的健康成長，不僅僅是吃飽穿暖，更有教育、成長、發展等諸多因素。
有了良好的開始，后續還應繼續哪些工作？
剝奪失職父母監護權 只是一個開始
但是在我看來，通過法律手段剝奪不稱職父母的監護權，只是對女童權益保障的一個開始，真正的難題在于收回監護權之后，如何盡快幫助女童擺脫之前因為不堪經歷所造成的心理陰影，保證身心健康成長，開始自己新的童年生活。相對來說，幫助女童擺脫心理陰影較為簡單，只要委托專業人士對女童進行心理咨詢和疏導，就會收到顯著的效果。而為女童安排好未來的成長之路，包括她的生活來源、受教育權利等等，才是最關鍵，也是最困難的。
應該還有緊跟其后的“兩步走”
當然，“撤銷監護權”只是難度不小的第一步，接下來，應該還有緊跟其后的“兩步走”：一是真正解決“撤銷”后的后顧之憂。盡管法律規定“人民法院應當指定民政部門擔任監護人，由其所屬兒童福利機構收留撫養”，但這種兜底制度需要地方部門拿出真金白銀，而如何讓“撤銷監護權”的孩子盡可能及早“回歸家庭”，還有大量工作要做；二是追究被“撤銷監護權”父母的法律責任，以此警示監護權對應的義務關系。
依法剝奪監護權，司法還應更硬氣
司法遠離監護權，根源還在“身份本位”的根深蒂固。對中國這樣一個古老的親權國家而言，家庭才是社會的基本細胞，維系家庭穩定幾等于維系了社會的穩定。所謂“清官不理家務事”，其背后的說辭無非是“行為人與被害人之間具有特定的親屬關系”，強行介入將可能動搖社會內在結構的根基。但現代法治卻是建立在個人本位基礎之上的，哪怕是在同一家庭，成員之間也各自擁有獨立的法律地位和法律義務。這是一個“從身份到契約”的時代，個體的合法權益哪怕是遭到家庭成員的傷害，司法也有義務提供救濟。
兒童的最高監護人并不是父母，而是國家。在虐童、家暴問題上，司法只是社會正義的最后一道防線。其作用發揮，也有賴于公安、民政、教育等部門以及社會的全力配合。
為兒童的發展提供全方位的福利和保護
畢竟，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長，不僅是無數家庭的家事，更是關乎國家未來的國事。要撤銷對不合格父母的監護權，更要探索與建立常態持久的后續關懷機制，以確保孩子的權利得到最好的保障。那不妨以小玲事件為契機，樹立起一個可供后來者借鑒的范本。
【法律小課堂】：
父母存在七種惡行 法院可剝奪監護權
性侵害、出賣、遺棄、虐待、暴力傷害未成年人，嚴重損害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的；
將未成年人置于無人監管和照看的狀態，導致未成年人面臨死亡或者嚴重傷害危險，經教育不改的；
拒不履行監護職責長達六個月以上，導致未成年人流離失所或者生活無著的；
4. 有吸毒、賭博、長期酗酒等惡習無法正確履行監護職責或者因服刑等原因無法履行監護職責，且拒絕將監護職責部分或者全部委托給他人，致使未成年人處于困境或者危險狀態的；
5. 脅迫、誘騙、利用未成年人乞討，經公安機關和未成年人救助保護機構等部門三次以上批評教育拒不改正，嚴重影響未成年人正常生活和學習的；
6. 教唆、利用未成年人實施違法犯罪行為，情節惡劣的；
7. 有其他嚴重侵害未成年人合法權益行為的。
家庭寄養新規2014年12月1日正式實施 流浪兒童納入范圍
寄養，有別于收養，是一種并不建立正式親子關系的養育方式。雖然監護權歸民政部門，組建的僅是“模擬家庭”，但寄養兒童與寄養家庭之間，往往“不是親人，勝似親人”。
根據寄養新規，如果寄養家庭有歧視、虐待寄養兒童的行為，或是借寄養兒童對外募款斂財，或是發生重大變故無法履行寄養義務了，應當解除寄養關系。
【國際經驗】：
美國：在1974年和1984年，美國分別通過了《兒童虐待預防和處理法案》和《兒童保護法案》。
在美國防治虐童的相關法律中，最有特點的一條是“強制報告制度”。公民遇到疑似兒童虐待個案的情形都有向兒童福利機構舉報的義務，醫生、護士、教師、警察遇到相關情況時負有法定舉報義務，未舉報者以失職論，部分州立法將法定義務舉報人擴展到了全體公民。
在美國等西方國家，民眾主動舉報虐童事件的積極性很高，這不僅是法律規定的驅使，更是一種文化引導的自覺。電影《刮痧》中，中國爺爺為美國孫子刮痧治病，后背的淤痕成了虐待孩子的證據，結果父親被法庭剝奪了監護權。
日本：1933年就制定了《兒童虐待防治法》，其中對虐待兒童的違法行為進行了非常細致的說明。身體虐待、性虐待、置之不理、心理虐待等各項規定得非常細致。
據新華網報道，日本厚生勞動省兒童虐待調查研究會、大阪兒童虐待調查研究會、全國兒童相談所等政府部門或機構都在關注虐童問題。自1991年開始，東京成立了虐待防止中心，開始對兒童虐待信息情報進行統計。日本厚生勞動省從1990年開始對兒童虐待數據進行了統計，并逐年公布。
新西蘭：立法對于兒童的保護嚴謹而致密。都市快報報道，當地電視臺曾報道一則案例：一位剛移民到此的父親，在街上打了自家孩子一耳光，最后這位父親被法庭判罰6個月的監禁。在新西蘭法律還規定：凡是14歲以下的兒童不能獨處，必須有其父母和監護人的看護，否則就是違法。
韓國：對兒童性犯罪者還有可能被實施化學閹割。事實上，韓國在2013年之前就開始實施對兒童性犯罪者進行化學閹割的法律，也是亞洲第一個引入化學閹割的國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