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家:中國司法進入后指標時代 指標考核制將淡出

專家:中國司法進入后指標時代 指標考核制將淡出

.作者：毛立新新聞來源：中國青年報

　　中央政法委1月20日要求,中央政法各單位和各地政法機關今年對各類執法司法考核指標進行全面清理,堅決取消刑事拘留數、批捕率、起訴率、有罪判決率、結案率等不合理的考核項目。此前,最高人民法院也曾宣布:取消對全國各高級人民法院的考核排名,并要求各高級人民法院取消本地區不合理的考核指標。這預示著,運行多年的“指標考核制”將淡出司法領域,中國司法將進入“后指標”時代。

　　以下指標、壓任務的方法來推進某項工作,在我國由來已久,具有強烈的計劃經濟痕跡和人治色彩。“大躍進”時期的“高指標”、“浮夸風”,造成了極其嚴重的后果,教訓深刻。在司法領域,從建國初期的“鎮反”,至1983年“嚴打”,也存在著下指標、定任務的做法, 一些地區甚至下達抓人、殺人指標。再后來,“指標考核制”被廣泛引入司法領域,刑事拘留數、批捕率、起訴率、有罪判決率、結案率等成了考核公檢法機關日常工作的重要指標。

　　“指標考核制”的初衷是建立一種競爭激勵機制,獎勤罰懶,提高工作績效。但從多年實踐看,該做法產生了一些明顯弊端。首先是指標設置不科學,違背了司法自身運行規律,誘發了違法辦案、弄虛作假等嚴重問題。例如,要求刑事拘留數逐年甚至逐月遞增,就脫離客觀實際和常識。一個地區,在一定的時期內,其刑事發案數往往有一個穩定的常量,警方的破案數、抓人數也基本維持在一個恒定水平,短期內不會有很大變化。如果人為規定刑事拘留數逐年逐月遞增,等于逼著基層公安機關為了完成任務,隨意擴大打擊面,將不該拘留的人也予以拘留,殃及無辜,或者在統計數字上造假,欺上瞞下。

　　批捕率、起訴率、有罪判決率等,能夠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司法辦案質量,但用下一個訴訟階段的處理結果來評價前一訴訟階段的工作績效,必然有其片面性,弊端也是明顯的。公安機關報捕、移送審查起訴的案件,檢察機關是否批捕、起訴,既取決于案件本身的事實和證據,也取決于各自對法律的理解,以及不同機關對刑事政策的考量,不批捕、不起訴也許是為了減少羈押或體現寬嚴相濟的刑事政策,并不意味著公安偵查工作一定是錯了。一味地追求高批捕率、起訴率,反映出公安機關“重打擊犯罪,輕人權保護”的思想傾向,也影響到檢察機關偵查監督職能的發揮。

　　對有罪判決率的畸形追求,更是違背了訴訟規律,損害了司法權威。從統計數據看,我國法院目前無罪判決率不到千分之一,相對于域外法治國家,包括以“精密司法”著稱的日本,都是極低的水平。但這并不意味著我國刑事司法辦案質量就是世界領先,無可挑剔。對于無罪判決率的畸形追求,導致了檢、法之間過度親近與合作。法院本該宣告無罪的案件,要么以商請檢察院“撤回起訴”解決,要么為照顧關系、顧及臉面,把本該無罪處理的案件將錯就錯。無罪判決率畸低,給人的感覺是法院成了檢察院的“橡皮圖章”,損害了法院的獨立、公正形象,也使無罪辯護成了“鏡花水月”,挫傷了律師進行無罪辯護的積極性。

　　法院考核“結案率”,本意可能是讓法官均衡結案、高效結案、提高訴訟效率、滿足群眾司法需求,但事實上“上有政策,下有對策”,年底不立案或者拖延立案成為多數法院的潛規則。為了數字好看,不惜“閉門謝客”,不僅損害了當事人的訴訟權益,也嚴重損傷了司法公信力,背離了考核的初衷。

　　運行多年的“指標考核制”是司法過度行政化的產物,有著濃厚的人治色彩。頻繁的考評排名,干擾了執法、司法活動,破壞了正常的訴訟結構,耗費了大量司法資源。因此,取消不合理的考核項目和指標,是眾望所歸,也是司法管理走向科學化、法治化的重要一步。但取消只是第一步,在“后指標”時代,也要建立起新的競爭激勵機制,獎勤罰懶、獎優罰劣,防止滋生“懶漢”、不作為心態。另外,取消指標考核,并不是不要相關數據統計,在大數據的時代背景下,如何充分運用相關統計數據、指標,為執法、司法活動及內部管理提供有效指引,也是新時期的重要課題。(毛立新 作者為律師、法學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