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逸
知識產權作為新經濟增長和發展的主要推動力，已日益成為衡量一個國家、地區或企業綜合競爭實力的核心指標。因而，切實保護知識產權已成為我國的國家發展戰略。但與政府的強力保護形成對比的是，侵犯知識產權犯罪的數量自上世紀末期以來，一直以年均30%以上的比例持續增加，由此對我國的國際聲譽、市場秩序以及知識產權權利人和消費者的權益造成的現實危害也趨于加重。
侵犯知識產權犯罪案件頻發的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但知識產權保護制度實施的現實文化支持條件不足，無疑是最具普遍意義的深層原因。
根本原因：缺乏文化土壤
制度作為文化的載體，要現實地發揮規范和引導社會成員行為的功能，必以相應的制度內化為人們的觀念和行為模式為前提。然而，作為知識產權保護制度賴以存在的根基———大眾的知識產權觀念和相應的法律文化嚴重滯后，這正是現階段侵犯知識產權違法犯罪多發的根本原因。
一方面，就知識產權保護制度的構建而言，我國基于國家發展戰略的長遠考慮和作為世界性大國履行加入世界貿易組織承諾的需要，在起始階段就以面向世界、面向國際保護水平的高起點，先后修改、制定了一系列相關制度，實現了與國際規則的接軌，并形成從行政保護到刑事保護的比較完備的法律保護體系；另一方面，通過大量借鑒和引進國際和先進國家的知識產權制度而完成的制度建設，卻因大眾尚缺乏相應的文化觀念和道德意識而難以扎根。
知識產權制度對我國而言，是開放國門后的舶來品，中國傳統文化中原本就沒有知識產權文化方面的積淀。我國的實際情況是，在二十余年的時間里走完了西方國家經歷了一百多年才完成的知識產權法律制度建設的歷程，相對于中國現在的經濟基礎和一般價值觀念，這套知識產權制度在客觀上具有一定的超前性。可以說，實施對知識產權的強力保護，是政府站在國家未來發展的戰略高度，所作的少數例外的跨越式制度安排。這樣，先進的立法因缺乏大眾道德意識和法制觀念方面的內在約束的呼應，就難免時常面臨曲高和寡的被動局面。
觀念因素：公眾、企業與價值
觀念和意識是文化的核心因素，其對人們社會行為的選擇具有根本性的導向作用。就現階段而言，正是不同層面的與知識產權保護制度不相適應的文化觀念的共同作用，嚴重阻礙了知識產權保護制度的有效貫徹。
首先，在社會公眾層面，知識應當分享的觀念根深蒂固。知識產權原本具有雙重屬性，即知識產品的公用性與私權屬性。在我國，人們比較普遍認同的原則是知識產品的公用性，即確認知識產品的產生、創造離不開對現有知識產品的借鑒、吸收，并且知識產品的共享不僅不會使知識產品像其他公共產品那樣產生有形損耗，而且還會擴張社會無形資源的總量。人們尚未意識到知識產品是創造者長時期探索性與創造性勞動的結晶，以及制定知識產權保護制度不僅在于保護知識產權權利人的“私人財產”，更在于鼓勵和培育社會的創新意識和能力，以此不斷增進社會福利。正是由于對知識產權屬性認識的不到位，人們對知識的共享就自然比較推崇和習慣，而對智力成果的私有和自由使用的嚴格限制則感到困惑或抵制。從著名導演馮小剛曾因炮轟“看盜版的人豬狗不如”，引起網民必欲誅之而后快的強烈反應，便可知國人對知識產品私權屬性缺乏基本的認同。與在文化觀念上缺乏尊重知識產權的社會意識相對應，人們對自己和他人侵犯知識產權的行為普遍持比較寬容的態度；對個人和單位而言，只要有需要，看盜版光碟或購買假冒商品，也就無所謂道德上的應不應該，更何況這種商品往往還有價格上的便利。有了這種根深蒂固的社會認知，盡管政府在高喊保護知識產權，而民眾卻依舊我行我素。
其次，在企業層面，“患寡而不患均”和走捷徑的暴富心理普遍存在。中國傳統文化中注重的是結果的均等，“患寡而不患均”的平等觀念源遠流長。雖然改革開放之初一個重要目標就是打破平均主義，允許一部分人通過誠實勞動先富起來，但文化的改良是需要時間和耐心的漫長過程。在以優勝劣汰為法則、以利潤最大化為基本導向的市場經濟條件下，這種均等心理很容易產生畸形的攪局心理，即你富了我也得富、我富不了你也好不了。于是，一些企業只要看到其他企業因招牌好、技術先進和產品暢銷而獲得豐厚利潤，就跟風而進，結果是假冒偽劣產品漫天飛，凝結著巨大智力勞動的知名品牌、先進技術和工藝被大量冒用或盜用。同時，這種“傍”名牌商標、盜用他人技術和工藝的侵權行為，又不時在“促進地方經濟發展”的旗幟下，不同程度地得到某些地方當局的容忍甚至縱容。在這種背景下，再好的保護知識產權制度也難以真正發揮其效能。
最后，在市場競爭手段和管理的價值取向方面，創新活力嚴重缺乏。知識產權所體現的是社會精細分工和培植獨創精神的文化。而傳統的儒家文化卻強調趨同，貶抑個性張揚和獨創性。這種因循守舊的社會心理，體現在企業方面就是視野短見，不注重開發新技術甚至抵制新技術，并因缺乏核心競爭力而被迫通過非理性的同業競爭去求生存。前者的典型例證就是十分猖獗的盜版光盤現象。當DVD技術剛面世時，因其是比CD光盤更為高級的壓縮技術而有著廣闊的市場前景，但一些正版光盤制造商和銷售者因使用新技術短期內會使利潤急劇下降而不愿意接受，反而使盜版者成為新技術的應用者，其產品更能吸引普通消費者。在市場這只無形之手的干預下，政府頒布的禁止盜版的規定也就形同虛設。而后者的典型表現形式就是：相同或相似的產品扎堆前進，相互交叉，因技術含量低和工藝水平差，最后只好拼價格，勝者得以繼續前行，敗者要么退出市場，要么“傍”名牌、偷技術茍且偷生。
從知識產權的管理層面看，一家企業技術或工藝領先，往往也一時難以被確立為行業標準。因為職能部門傳統的優先考慮不是技術或工藝的先進性，而是趨同的社會觀念和企業的共同生存。只有到了多數企業同樣能做時，才能將其規定為共同的標準。而此時，先進已成為了歷史。這種保護落后、擠壓先進的管理觀念與體制，客觀上也嚴重損傷和制約了企業的自主創新動力和熱情，結果是冒用他人品牌、盜用他人技術成本低、見效快的心理在相當范圍內得以進一步強化。
作為文化主要表現形式的道德，不僅是法律生存的基礎，更是法律制度發揮功效的前提和基礎。然而，道德是針對大多數人所設置的，而法律的懲罰是針對少數違法者而設計的。當高起點的知識產權制度尚未被它所置身其中的中國傳統文化所吸納時，大多數人就趨向于無視或抗拒它。在法不責眾的神圣原則下，精心制定的知識產權保護制度難以發揮效能就成為現實。這正是現階段侵犯知識產權違法犯罪現象比較普遍的根本原因。由此，在現階段如何充分發揮知識產權保護制度在道德培育方面的引導和激勵作用，對于從根本上遏止和減少侵犯知識產權犯罪現象，就顯得尤其重要。
來源: 法制網——法制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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